刘心武不无幽默地说：“那些作品你得当是文学史中的资料看，才有意义。现在，你要是想整我的话，就罚我读《爱情的位置》吧；而且，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让我扫几天厕所，不读它？”
打破“好与坏”的标准
《班主任》在当时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，最关键的就在于揭示了谢惠敏这样的标准好学生所受的毒害。“写宋宝琦，最多人家说你暴露阴暗面；到谢惠敏出场时，我犹豫了。”
《班主任》发表后，“甚至有不少人来信指认自己就是小说中的谢惠敏！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当然，反对的意见也很激烈，主要是说我歪曲了团干部和先进青年的形象。后来，《班主任》和卢新华的《伤痕》、王亚平的《神圣的使命》等作品一起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‘伤痕文学’得到官方的肯定。”
当时北京的一个青工几经周折，终于在一个胡同里找到刘心武的家，他手中那本《人民文学》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对《班主任》艺术成就的点评。“用今天的话说，《班主任》在他看来，连文本都是颠覆性的！”
把“爱情”变成铅字
刘心武说：“《爱情的位置》是一篇非常概念化、矫情的作品，它唯一的意义就是把‘爱情’两个字印在了公开发行的刊物上。”
“《十月》创刊时，大家达成一个共识：创刊号上一定要有写爱情的作品，而且题目上就要出现‘爱情’两个字。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那种急切，因为‘文革’期间的文艺作品不仅没有爱情，就是正常的夫妻关系也不能表现！”
这篇“命题作文”由于突破了敏感的一个禁区，又一次引起轰动。
“一个知青来信告诉我，那天他走在收工的路上，突然听到公社的广播里出现了‘爱情’两个字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，发生政变了！”
显然，20年前那个文化极度贫乏而又极易受到关注的时代，文学作品承受了太多它承受不起的份量。
“文学如今不再引起当年那样的关注、不再承担当年那样的重任，我认为这很正常。当年是不正常的，但那是个可喜的不正常。在民族文化断裂之后重新接上，就象骨折之后套上夹板，这个不正常最后能导致正常，从而恢复肌体的敏捷。”
今天，文学乃至文化迎来了多元化的时代。“我承认，自己已经从中心游到了边缘，这挺好。我不再像写《爱情的位置》时那么自信能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，但我仍对多种问题做出我的边缘性的回应。”
